上世紀50年代，日本發生過一次嚴重的毒奶粉事件。作為毒奶粉生產方的森永乳制品企業，到現在還存在著，而他續存至今，對社會的較大意義是，每年對公眾超過10億日元的賠償，這項賠償迄今已經實行了近50年，并將會持續至所有受毒奶粉影響的后遺癥患者的一生。
1.1955年6月，日本岡山地區報紙《山陽新聞》的一位記者K先生發現，自己8個月大的女兒常常莫名出現腹瀉、發燒等現象。一開始，他和妻子都認為應該是連續的酷暑導致孩子身體不適，直到一個月后，東京來游玩的侄女也突發怪病求醫。
醫生建議讓孩子們改吃奶粉，這讓K先生起了疑心。一問才知道，岡山縣的醫院較近陸續接收到不少癥狀相同的患病嬰兒，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人工奶粉喂養的嬰兒，喂養的都是由森永公司生產的嬰兒奶粉。
嬰兒“怪病”的恐慌，逐漸由岡山蔓延至整個關西一帶。1955年8月24日，日本各大媒體刊出頭條新聞“人工喂養嬰兒奇病，岡山三人死亡”。首次對森永嬰兒奶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報道。
當時的日本，還沒有冷藏罐車，從各地奶場收集的牛奶在運輸到奶粉工廠途中，很容易劣化，比如變酸和凝固，使用品質劣化的牛奶制成的奶粉，難溶于水。森永公司為防止其凝固、提高其溶解度，便將工業用的第二磷酸蘇打（Na2HPO4）作為添加劑摻入嬰兒奶粉中使用。這種磷酸蘇打，本來分為藥用和工業用兩種，而森永企業卻選擇了價格更為便宜的工業用品種，由日本輕金屬公司生產，在從鋁土礦中冶煉、氧化和提取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附著在機器輸送管壁上的物質，這些物質中就含有大量砷，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砒霜。
那些混入砷的第二磷酸蘇打經過很多企業中轉、再經過松野制藥公司脫色精制后賣給森永乳業，較終投入到森永乳制品的生產過程中。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在8月24日媒體報道森永嬰兒奶粉混入砒霜一事之后，到第二天為止，日本全國上下統計的因奶粉死亡兒的兒童數量從3人急劇上升到23人，各地中毒兒童也達到1463人。
直到這時，日本的父母們才恍然大悟，孩子生病，罪魁禍首居然是自己較為信任的“森永奶粉”。要知道50年代的森永公司，一直是日本乳制品業的龍頭老大，在日本全國的市場占有額高達50%以上。
比如同住在關西的小畑一家，家中的第七個孩子小畑芳三，從這年1月出生以來，因為母乳不足就一直喝著森永的奶粉，直到8月報紙的披露，小芳三已經喝下了15罐森永奶粉，這讓芳三的父母愧疚不已。當時的日本普通家庭還沒有電視，城市居民尚且只能依靠報刊雜志了解信息，難以想象還有多少被蒙在鼓里的農村受害者們。
2.1956年，日本的厚生省報告宣布：中毒者食用了含砷物質導致其出現神經障礙、臟器損害等癥狀，受害人數達12344人，其中130人死亡。
然而一開始，森永企業并沒有打算認錯，森永表示，他們由于相信第二磷酸蘇打的供貨商提供的貨品質量，所以自己沒有檢查的義務。供貨商們也喊冤叫屈，認為自己根本不知道森永乳業會將那些工業用品用于食品加工。
兩邊拋皮球，很快被另一件事情打臉——當時日本國鐵的仙臺鐵道管理局在清洗蒸汽列車鍋爐時，也訂購了日本輕金屬公司生產的第二磷酸蘇打作為洗滌劑，工作人員在清洗前對第二磷酸蘇打進行檢查，發現其中飽含砷，當即向該公司提出退貨。
因為國鐵這次檢查事件，暴露了日本輕金屬公司生產質量的低下，以及森永企業的罔顧人命，尤其當它還是一間食品加工公司。
全國的受害兒童家長很快團結起來，自發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國協會”（簡稱“全協”）開始對森永乳制品發起抵制，一名叫做岡崎哲夫的父親被選為全協負責人，作為家屬代表與森永公司開始交涉和談判。
岡崎哲夫本來是一名熱愛文學的早稻田大學生，二戰時期被強行征派到日本進攻東北的戰場上，二戰退役后，他好不容易能擁有平靜的家庭生活，卻不曾想到自己的女兒竟然成為了毒奶粉的受害者。而他更想不到，為了這一罐奶粉，他還會搭上自己整個后半生。
3.森永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日本政府不得不主動做起了中間調解人，由當時政府主管部門厚生省出面挑選專家，組成了負責醫療問題的“西澤委員會”和賠償問題的“五人委員會”兩個專家組織，前者研究受害者的診斷，后者協調企業的賠償方案。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公正的第三方調查組織，實際上活動經費都由日本乳制品協會支付。
6月到9月，在岡山縣政府協助下，岡山縣有1500名受害兒童接受了由日本幼兒保健學會的六名醫學專家專門制定的精密檢查。檢查結束，專家們得出的一致意見是“完全不必擔心后遺癥問題”。隨后這年底，又以“五人委員會”的名義，出臺了一個賠償意見書：森永公司將賠償每位死亡嬰兒家屬撫慰金25萬日元、住院嬰兒1萬日元。
然而這份簡單粗暴，且明顯有著偏袒森永方的賠償方案，遭到“全協”的一致拒絕，也引起受害家長們更大的不滿。
任誰都看得出，這樣的偏袒，無非因為森永企業是當時的納稅大戶，也是日本經濟崛起的重要力量。相對應的，賠償書和“沒有后遺癥”的體檢報告一起，成了森永繼續生產營利的“通行證書”，他們拒絕再接待受害者家屬。而日本的媒體，在專家們的“權威解釋”下，面對受害家長們的投訴，也選擇了保持沉默。
“全協”的維權活動，慢慢失去媒體與社會的關注，參加的受害者家長逐年減少，協會在1956年底被迫解散。受害者家長兵分兩路：一部分家長尋求民事訴訟，另一部分家長由岡崎哲夫牽頭，成立了“岡山縣森永奶粉中毒兒童守護會”。
然而到1960年8月，守護會在東京召集第6次會議時，只剩下了以岡崎哲夫為首的4名成員，沒有活動資金，沒有開會場地，4個人自帶干糧和帳篷在野外聚會，步行去國會找厚生大臣請愿，到較后彈盡糧絕，不得不到警察署尋求救助。壞消息接二連三，1963年，尋求民事訴訟的家長們被告知，森永公司在一審中被宣判無罪。
4.在這期間，飽受毒奶粉殘害的孩子們，有的患了殘疾，有的臥床不起，有的雖然能正常上學，卻還要忍受砒霜帶來的后遺癥。他們無辜地來到這個世界，被迫承擔著工業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后果，卻得不到道歉和治療。
事實上，被迫遭受傷病困擾的，還遠不止受毒奶粉影響的兒童。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一連發生了好幾起食品安全事故。
1956年，在日本熊本縣水俁市發生聞名世界的“水俁病”（水銀中毒）事件，瀨戶內海沿岸企業無所顧忌的向大海排放含重金屬的污水，導致周圍市縣相繼出現畸形兒和各種怪病。
事件的轉機發生在1966年，以救援“森永毒奶粉”和“薩利德邁安眠藥事件”受害兒童為目的，岡山縣成立了“岡山藥害對策協會”。在岡崎哲夫等人的努力下，岡山大學醫學部聯合當地醫院，對35名“森永毒奶”受害兒童重新進行了身體檢查。
1969年10月19日，日本《朝日新聞》全文刊登了大阪大學丸山教授研究室對“森永毒奶粉”受害兒童后遺癥的追蹤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受毒奶粉影響的各種后遺癥包括：大腦性麻痹（腦癱）、智力發展障礙、癲癇、腦波異常、精神疾病等癥狀。病重患者甚至出現手腳不能動彈、只能彎腰舔食盤中食物等現象。
伴隨著這份著名的專家報告，對該事件進行深度采訪的兩名《朝日新聞》記者，還在文章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日本媒體14年來背叛了森永毒奶粉受害者，以人道與良心，我們有義務公開事實的真相。”
報告立即引起軒然大波。一夜之間，日本全國各地的媒體開始爭先恐后對森永受害兒童進行追蹤報道。一度沉寂得只剩下4名成員的“中毒兒童守護會”忽然之間變得門庭若市。全國捐款、鼓勵信涌來，令會長岡崎哲夫每天忙碌到深夜，保護會壯大到800多人，并在全國設立分會。
反對厚生省治療、賠償建議，以及第二波抵制森永產品的運動，在各地紛紛展開。在同年舉行的第27屆日本公眾衛生學會上，圍繞“森永毒奶粉”的討論也成為那屆的較大課題。
在整個社會的聲討和呼吁下，受害家長和兒童們終于等了屬于他們的正義。
1973年11月，終審法庭判決森永有罪，森永德島工廠兩名員工被判刑三年。12月，厚生省和森永簽署了賠償協議書，其中一條終生保障直系遺屬和生存者的規定為：
每月賠償無法工作的生存者相當于一般行政職的月薪終生，賠償因后遺癥不能結婚或離婚者，收容受家庭歧視的生存者。
隨后，由森永出資，“保護會”、厚生省和森永公司三方，共同成立了針對毒奶粉受害者終生照顧的法人財團“光協會”，以保證賠償的實施。根據協會制定的標準，受害者依照受害程度不同，每月可獲得6萬到7萬日元（折合人民幣約3000至4000元）不等的救助金，另外還有相應的治療費、遺屬撫恤金、健康管理費等等。截至2008年，森永已經累計支付了410億日元的救助金。
5.森永的賠付，延續到今天已有接近50年。盡管今天也有調查機構認為森永企業對于受害者的賠付依然不夠全面，比如偏遠地區的受害者可能并享受不到這份賠償。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飽藏著血與淚的教訓、被認為是“庶民的勝利”的維權運動，是由大眾的團結和堅持，以及全民性的安全憂患共識共同促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丸山教授的報告引起全社會大討論的那一年，日本頒布了第一部《消費者保護基本法》。
2000年，為毒奶粉抗爭一生的岡崎哲夫病逝，他的臨終遺言是：“我的一生沒有遺憾。”他的兒子岡崎久彌長大后成為了“森永砒霜奶粉中毒事件資料館”的館長。
2004年，日本政府修正《消費者保護基本法》為《消費者基本法》，成為日本消費者維護權益較有力的支持。